科创中心建议：来一场文化自觉的思想解放

李万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既要务实开拓，先行先试，转思路、破瓶颈、建形态、找抓手；更要战略前瞻，实施顶层设计，谋长远、搭框架、提功能、明战略。

形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大国崛起的核心标志。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既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又是一项涉及上海未来长远发展和经济社会创新驱动的关键战略举措。这需要从历史和未来多维视角进行思考。

　　一、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历史与时代背景

　　科学、技术和创新，简称为科技创新，是大国崛起的直接动因，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益发重要。上海要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既需深刻理解历史规律，更需充分把握未来趋势。

　　（一）科学中心、经济中心与大国崛起的历史变迁

　　一个国家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嬗变，是形成科学技术中心的基本前提；而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则是大国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央”的“先声”。

　　1．大国崛起为世界经济中心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近现代西方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五个公认的具有世界经济中心特质的大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研究表明，经济中心的形成，需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如图1所示）：首先是文化与科技活动中心的阶段，包括解放思想、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广拓智慧，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然后是文化与科技中心的形成阶段，产生了大批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文化作品、科研成果，又有大批工程技术人员把科技成果通过应用开发转移到生产过程中去，文化和科技成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而居世界领先地位；最终才是经济中心的形成阶段，科学技术引领全球，推动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富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领先地位。每个阶段所需的时间，因各国的背景、条件和努力程度不同而异。

　　2.科学中心的形成有赖于思想大解放

　　有关科学中心的形成与转移规律，科学学最早开展了此类研究。科学中心最早是由科学学鼻祖、英国学者贝尔纳（J.D. Bernal，1901-971年）提出，日本学者汤浅光朝（1909-2005年）和我国科学学领域前辈赵红州先生（1941-1997年）也分别研究和提出了相关观点。近年来，依然有不少国内学者针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计量学的研究。

　　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发现：（1）科学活动在国际间的分布是相当不均衡的，某一时段，存在着科学技术活动极为密集的国家（产出成果超过同期世界的25%以上），可以称之为科学中心；（2）在同一时期，可能会存在不止一个科学中心，一个国家也可能多次成为科学中心，但首次成为科学中心对该国相当重要；（3）文化中心的形成与转移，存在与科学中心同样的规律，文化中心往往会与科学中心同步并稍早，而且只有同步时，科学中心才会更持久。

　　由是，形成科学中心的一个先决条件，可能就在于要进行思想大解放。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国的清教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古典哲学、美国的民族精神，既是这些国家崛起的关键前提，更是影响全球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为新思想寻找古典合法性，为科学反抗教会的思想统治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清教运动的功利价值观，启蒙运动的尊崇理性，古典哲学的辩证观点，美国精神的开拓和包容性，也都与奠定实验基础、分类探寻规律、寻找普遍联系、小科学成为大科学这样各具特征的科学进程相调适。

　　在这些作为经济中心的大国中，科技资源分布也不是平均的，也存在着明显的集聚效应，因此都拥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如伦敦、巴黎、纽约、硅谷等。这些科技创新中心，无一例外都是思想极为活跃、文化极具包容性的区域。在伦敦，居住着大量的印度和孟加拉裔人口并为创意经济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在硅谷，“技术乌托邦”、嬉皮士文化甚至是对同性恋集中居住社区的包容，都成为那些改变世界的创意和创新的“温床”。这些科技创新中心为本国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并成为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

　　（二）经济长波、科技革命与科技创新发展态势

　　1.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应着眼于未来十到三十年的科技进步与产业变革

　　上海形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把握未来科技进步的大方向、产业变革的大趋势，这需要从历史过往中探幽析微，更需要面向未来进行战略前瞻。

根据计量经济学，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了五次产业变革，或称为经济长波，每次持续五十到六十年，且都有主导产业和关键的基础网络（如表1所示）。有研究指出，由于技术进步加速，第五次长波的周期可能会缩短到三四十年。目前处于第五次长波的下行阶段，科技创新受到高度重视，新的重大突破正在孕育之中。

　　要研判未来十到三十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大方向和大趋势，就要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作用：科学技术是人们用来适应和改造自然、社会及人本身的知识体系和工具系统。所以，对未来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的研判，可以从三个根本问题入手：一是如何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可以看作是“劳动对象”），且对环境的影响最小；二是如何更加优化社会运转系统（可以看作是“劳动工具”）；三是如何更加促进人本身（可以看作是“劳动者”）的发展进化。（如图2所示）

　　未来将体现出资源生态复用、智能泛在互联和生命高质延续的宏观趋势。具体而言，在资源生态复用方面，将出现：（1）更强的可持续，即陆地、海洋、太空的开发，包括绿色能源、超级材料的应用；（2）更优的分享，以更充分地利用资源；（3）更好的环境治理，即更好的3R（编注：即Reduce[减少]、Reuse[再利用]、Recycle[循环再生]）实践等特点。

　　在智能泛在互联方面，将出现：（1）更聪明的机器，如美国学者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所谓2045年“奇点”的来临，牵引着脑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2）更强大的互联，具备如下特点：更快——能满足高速移动要求；更宽——能满足高容量通信需求；更强大——能实时计算和分析；（3）更泛在的网络，这一网络更便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更便宜：未来可能在十年之内，移动互联网就会成为一个免费和无所不在的基础设施。

　　在生命高质延续方面，将出现（1）更精准的诊治，如可穿戴、移动医疗、基因与大数据相结合；（2）更复杂的生命，如合成生物、干细胞3D器官、芯片植入；（3）更多样的长寿，借助信息和生命生物科技，可能会出现一系列颠覆生命伦理的“黑科技”。

　　依据幂次定律，经过漫长时间的累积，人类可能正在走向一个由知识大爆炸带来的超级科技时代。这既为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带来新的重大机遇，更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上海既要加速追赶、弥补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渡的差距，更要前瞻未来，树立起“并跑明天、领跑后天”的创新自信，从现在开始，打造支撑未来的高端高效产业体系。

　　2.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应构筑在新的创新范式之上

　　自1912年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1883-1950）发表创新经济学的奠基之作《经济发展理论》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理论、实践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和国际竞争。（如图3所示）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必须把握好创新范式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创新政策和实践的变化。今天，用户参与、社群众创的生态式创新已成为主导型创新范式。研发众包、科技众筹、创业众投、众创空间、跨界融合等新型研发与创业创新组织正在勃兴。（如图4所示）

由是，要加快管理创新，从研发管理向创新管理拓展，从单一主体（政府）管控向多元主体共治拓展，从注重提供科研经费、聚焦攻关项目向开放数据和信息、提供良好创新生态拓展，从重点使用供给侧政策根据向突出需求侧和环境面政策工具应用拓展，加速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二、上海形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把握

　　当前，全球正在进入新一轮科技大发展、产业大变革的历史周期，全球价值网络正嬗变为以创新为基础，知识主导、创意领先、研发创新和服务创新相关设施密集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重要时代特征。

　　（一）对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规律的总体把握

　　1.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关键枢纽

　全球价值网络是资本和货品在创造和流通过程中形成的复杂链接系统，是全球化的重要基础结构。两百多年来，全球价值网络随着全球化进程也在不断发生着深刻变化。最初，作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大国，“世界工厂”时代的英国建立起了全球贸易网络（GTN），加工和制造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核心能力，核心要素是原材料和资源，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体现为加工、制造和航运。之后，随着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生产和制造外包（代工、电子制造服务、合同加工外包等）及其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全球生产网络（GPN）成为又一关键基础网络，资本成为核心要素，核心能力则演变为研发和服务，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嬗变为研发、金融和贸易。今天，随着研发和服务的外包（研发外包、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知识处理外包等）及其全球化发展，全球创新网络（GIN）成为新的关键基础结构，核心能力在于创意设计和用户体验，核心要素是知识，中心城市正在成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关键节点甚至是重要枢纽，规则和制度日益体现出知识主导、激励创业的新特点。（如图5所示）

因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就是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关键枢纽，拥有引领创意设计和提升用户体验的强大能力，拥有世界级的研发创新和服务创新机构和设施，对全球知识流动、资本运营和资源开发具有关键的调控能力。

　　2.知识体系建构视角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演进路径

　　在全球创新网络的基础上，形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是要充分发挥知识的主导作用。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人类知识可划分为Know-what（知道是什么）、Know-why（知道为什么）、Know-how（知道怎么做）和Know-who（知道是谁）四类。其中，前两者被称为“显性知识”，涉及科学技术原理类知识，后两者被称为“缄默知识”，涉及诀窍、方法和人际关系类知识。

　　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或地区，其发展的历程，可以解构为一个知识累积和知识体系建构并完善的过程。最初，往往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先从获取“是什么”类知识开始，同时掌握一些“怎么做”类知识以便利用好“是什么”类知识，处于“知其然”即可的状态；随着知识的丰富，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和“怎么做”类知识就非常重要；当显性知识和诀窍类知识都充分之后，人际类知识就成为主导性的知识。当然，知识体系的建构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四种知识在螺旋的知识管理中进行持续优化的过程，只不过每个阶段不同类型知识的作用地位有所不同。

　　由上，可以预见的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将沿着从“能够快速高效吸收转化全球科技成果的科技创新中心”到“基于全球性原创议题的自给型科技创新中心”到“广纳全球顶尖人才的引领型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演化发展。（如图6所示）

　　在高效型科技创新中心阶段，重点是能够快速高效吸收和转化全球科技成果，主要是Know-what和Know-how类知识发挥重要作用，处于“知其然”的状况，可以认为是基于技术的创新，政策侧重于持续提高科技投入-产出的效率。

　　在自给型科技创新中心阶段，重点是产业自主技术体系得到确立，除了Know-how和Know-what类知识，还掌握了Know-why类知识，不仅“知其然”，还能够“知其所以然”，可以认为是基于科学的创新，政策侧重于能够不断提出全球性的原创议题。

　　在引领型科技创新中心阶段，重点是形成引领全球风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样式，除了Know-how、Know-what、Know-why类知识，更全面地掌握了Know-who类知识，达到“知其谁以然”，可以认为是基于创意的创新，政策侧重于在全球范围内选人用人。

　　3.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功能与形态要体现出智慧与生态的融合

　　人类社会已经形成了三次产业的经济结构，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以工业为中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知识进展的视角，三次产业的划分和发展，与其知识类型密切相关。

　　一次产业农业主要是关于自然状况的知识，属于经验型知识，累积、更新和进步速度比较慢。二次产业工业，凝结了人们有关物质变化的知识，属于实验型知识，研发也由此兴起并得到高度重视，累积、更新和进步速度比较快。三次产业服务业，主要使用了人际社会的知识，属于体验型知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类知识进步速度持续加快。

　　城市因其人口集聚而富有知识创造能力，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更应体现和引领未来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能够表征和指向未来资源生态复用、智能泛在互联和生命高质延续的趋势。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应该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核心知识策源，成为创意产业和体验经济的“发动机”。（如图7所示）

　　随着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服务业内部正发生前所未有的质变。创新的动力和利益的掌控权开始转向需求端和用户端，使得整个社会和市场结构更加平衡，由此推动了原来知识累积和更新并不快的生活和消费者服务业开始活跃起来，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所谓的“体验”已经从个体层面上升为一种群体行为，展现出碎片化、社交化、即兴式、分享型等特征，使得围绕人际行为而展开的创意设计成为主导产品和工艺创新的核心要素。

　　这样，非技术研发和非研发创新，也即服务研发和服务创新，对未来新型产业体系的形成与演进极为重要，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未来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资料显示，华为准备在未来每年拿出3.5亿美元来进行服务研发，认为只有向服务转型，才能永葆基业长青。作为分享型经济代表的Uber，其背后拥有强大的基于大数据的服务研发能力，该公司目前估值已达400亿美元。

　　未来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必定是生态宜居、包容发展的城市，必定是创意涌动、设计繁盛的城市，必定是领先用户云集、引领创新风尚的城市。

　　（二）分阶段建构与大国崛起相适应的愿景目标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既要务实开拓，先行先试，转思路、破瓶颈、建形态、找抓手；更要战略前瞻，实施顶层设计，谋长远、搭框架、提功能、明战略。

　　到2020年，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初具形态，成为我国吸收全球科技成果并进行转移转化最具效率的城市之一，建成一批世界级的研发创新和服务创新设施，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研发中心，知识主导财富集聚和增殖的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到2030年，基本形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立起支撑产业经济创新发展的自主技术体系，世界级的研发创新和服务创新设施密集且功能持续提升，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典范之一。

　　到2050年，形成引领全球未来发展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全球最具创新活力和创意能力的人士最向往的城市之一，城市形态和功能充分体现着人类智慧与生态环境的和谐融合，成为“中国世纪”的全球城市新典范。

　　三、推动上海形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对策建议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关键在于以思想大解放促进文化和科技大繁荣，以超前大视野部署支撑未来“领并跑”的重大科技创新战略任务，以改革大思路建构知识和创新主导财富分配的新规则，以开放大格局形成世界级的特色区域创新生态，以治理现代化奠定优良制度创新基础。

　　（一）文化自觉的思想解放

　　要以更开放和前瞻的思维，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升级为重大契机，敢于拆除各种藩篱、敢于颠覆惯性思维，建构起全新的思考模式。

　　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分散化决策，推动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发挥主导和主体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秉承需求侧政策理念，激发用户端牵引创新的活力。

　　其次，促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以文化自觉激励创新自信，营造鼓励大胆试错、包容突破现有制度框架、积极进取的创新文化氛围。

　　第三，以更大的魄力深化对内对外开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对待国际通行规则，在争取中央和国家支持的前提下，敢于、善于在上海先行先试。

　　（二）创新引领的战略部署

　　面向参与全球创新竞争，改变世界未来图景，提升中国科技的贡献水平，打造上海高端创新产业，部署一批能够“领跑后天、并跑明天”的重大战略任务。

　　首先，着眼于快速高效吸收转化全球科技成果，加强技术商业化关键平台建设，引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产业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机构，着力突破成果转移转化的瓶颈。

　　其次，着眼于代表国家参与科学竞赛、技术竞争、产业竞合，加强信息、生命、海洋、能源、制造等领域重大科学装备建设和重大科研项目部署，着力摆脱重大科技和产业设备/装备受制于人以及产业自主持续创新能力偏弱的窘境。

　　第三，着眼于技术与商业模式融合创新，加强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平台建设和服务于科学研究的项目部署，着力破解服务制造融合不够、知识密集型产业创意不够和体验不优、产业经济附加价值不高的问题。

　　第四，着眼于应对未来二三十年内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趋势，面向智能泛在互联、资源生态复用和生命高质延续，前瞻布局超高宽带、超强智慧、超长寿命、超绿能源、超级材料、超快交通等，着力增强把握和引领未来全球科技创新整体方向的能力。

　　（三）知识主导的利益格局

　　创新驱动，本质上要求知识作为核心要素参与并主导分配，形成企业和人才因科技创新而获益、获利的制度安排，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落到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利益分享的实处。

　　首先，建立创新型人才以其创造性知识投入获取主要创新红利的制度框架，落实职务成果权利主要归付出创造性劳动的科研人员和团队的政策。

　　其次，率先建立大知识产权的统筹管理体系，探索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合一”的知识产权审判受理实践，建立并践行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证券化、资本化进一步发掘知识产权的内在价值，促进知识产权在交易、流转中持续增值和有效转化。

　　第三，发挥金融创新对知识主导财富增殖的指示器和放大器作用，建构起资金充盈、服务完善、运转高效的金融支持体系，以税基式优惠支持社会资本开展天使投资，多渠道、多方式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障碍，鼓励互联网金融发展，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创业的逐级放大推动作用。

　　（四）社群众创的创新生态

　　养育形成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重要“生态位”的创新群落，把上海建成世界级“创新热带雨林”。

　　首先，注重非技术研发和非研发创新的重要作用，引导企业组织从“大而散”的产业链内置模式，转向“大而强”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引导产业向生态化服务型制造升级；支持企业实施“研发和创新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与全球创新网络的有机链接。

　　其次，实施组织创新，打造功能性平台，畅通科技知识和商业知识对接融合的渠道和机制，形成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协同促进新应用、新业态、新产业的创新经济格局。

　　第三，打破边界束缚，促进人才在产学研各种组织的流动中实现身份的自由转换，建立起对接国际规则和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形成、增值的体制机制；运用资本和市场的力量，吸引全球人才便捷地来沪实施创新创业。

　　（五）创新导向的空间布局

　　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从功能及形态上应充分体现科技创新，城市核心区、新城、高新园区等在规划上应充分考虑科技研发创新、服务研发创新、产业创新集群与其他公共与生活设施的适配性。

　　首先，应加快城市更新，在继续加大文化与科普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改进这些设施的功能，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丰富精彩的文化与科普内容，实现空间与内容的适配，将创意、创业、创新融合成为城市形态和城市文化的新特质。

　　其次，形成科学合理的城市科技创新功能空间圈层和链接长三角的创新通道。中心城区发挥生活便利、时尚前卫、配套丰富的优势，打造科技创新的活力社区，集聚国际化创业机构、平台和人士，努力成为后工业化科技创新的新地标；近郊区发挥科教资源丰富、产业空间充沛的优势，以研发创新推动智能制造发展，打造引领中国制造升级的产业创新生态；远郊区发挥生态涵养、环境宜人的优势，促进特色创业。同时，依据东西南北两大创新走廊，打造特色产业创新集群，成为有机链接长三角的重要通道。

　　第三，依托长三角城市群，积极推动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在国家支持下，率先在长三角范围内消除各种不适应市场经济和时代发展的关卡、障碍，逐步实现长三角范围内人、财、物、信息的无障碍流动，发挥城市群的协同效应。

　　（六）多元互动的创新治理

　　以普惠型税制为企业提供公平开放竞争的市场秩序，以生态化服务为各类主体发力创新经济，营造自组织、自纠偏、自孵化的良好环境。

　　首先，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发展。鼓励形成创新型跨国公司，以创新导向来深化国资改革，引导企业不断提升科研成果的识别能力、技术转移的承接能力、市场机会的发现能力和创新决策的部署能力。

　　其次，促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发展。造就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以学生为中心，优化大学治理体系，瞄准创业型、创新型、技能型人才的分类目标，深化学科建设和人才教育培养机制改革；瞄准世界科学最前沿，改革评价体系，为科研人员营造潜心科研、“十年磨剑”的机制氛围；完善技术转移法规和政策，支持教师和学生有效有序实施技术转移和科技创业。

　　其三，促进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创新发展。明晰科研院所法人治理体系，确立公立科研院所财政支持机制；深化已转为企业的院所的改革，以“社会企业”理念，推动已转为企业的院所实施共性技术研发和提供公益性研发服务；大力发展研发创业纵向一体、学科交叉产业融合的新型研发组织。

　　第四，促进现代社会组织制度的创新发展。进一步发挥科技类社会组织在集聚人才、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引导和支持社会资本建立科技类基金，建立财政和社会资金协同支持科技类民间非营利性机构发展的机制，鼓励和支持各类科技类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跨国科研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第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依法行政，推进政策协同和创新政策审计，建设“整体政府”；推进数据和信息开放，建设“透明政府”；推进愿景导向的重大战略部署和体现中期/影子预算理念的财政科技投入统筹机制，建设“创业政府”，强化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

■作者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原载《东方早报》2015年5月26日第B04版：专题；“战略与政策论坛”获授权转载。